(网经社讯)一、概念的诞生：一个迟到的“身份”

说起来，“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这个概念正式提出来，也不过是1966年的事。美国经济学家格林福尔德大概不会想到，他在研究服务业分类时随手造的这个词，日后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尺子。

他的定义干净利落：这不是卖给消费者的服务，而是作为中间投入、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的服务。换言之，它不是餐桌上的那杯咖啡、电影院里的那张票，而是还蜷缩在工厂的角落里：会计趴在账本上打算盘，工程师在图纸板上画线，货架上的物流方案和销售员揣着样品满街跑。没人觉得它们是主角，是“配套”，是“辅助”，是车间里可有可无的配角。

九年后的1975年，布朗宁和辛格曼把这一概念具体化了：金融、保险、法律工商服务、经纪等具有知识密集和为客户提供专门性服务的行业，共同构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基本版图。几乎同时，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学者也开始聚焦这一领域。Marshall、Wood、Daniels等人在1980年代的代表作《Services and Uneven Development》中，从地理学视角系统剖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经济中的角色。他们发现，这类服务业不仅仅是经济的补充，更是塑造城市格局、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力量。

概念从无到有，背后是经济现实的深刻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态度颇有些轻视——要么被斥为“非生产性”乃至“寄生性”的附属品，要么被视为无关紧要的补充。

但到了70年代，情况变了。

这位精神矍铄又温文尔雅的著名学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逻辑严密、脉络清晰的叙述几乎就是一篇完整的采访专稿。

因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特征为“三低三高”——消耗资源不多、消耗资金不多、消耗蓝领劳动力不多，却知识密集、人才密集、创新型服务密集。它的发展完全符合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是全球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最具成长性的结构性力量。

二、分化与崛起：从纵向一体化到专业外包

生产性服务业并非从天而降，它从制造业的“母体”中分化而来。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二十年前在英国访学的时候”。郑吉昌教授回忆说：曼彻斯特郊区有一座废弃的棉纺厂改成的工业博物馆，我站在那台巨大的蒸汽机前面发呆。讲解员是个老头儿，他说：“先生，您知道这台机器凭什么转起来吗？不是靠蒸汽，是靠伦敦城里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他掰着指头数：保险商为远洋运输的棉纱承保，银行为买设备的工厂主放贷，律师在起草专利申请——瓦特那台蒸汽机的专利，就藏在伦敦某间阴暗的事务所里。

“我站在那台沉默的机器前，忽然觉得它开口说话了。它说：你以为工业革命是机器的革命？错了，是制度的革命，是服务的革命，是那些‘怎么生产’的知识从车间里剥离出来、长成独立产业的革命”。

后来读马克思，看到他说“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才明白——生产性服务业，就是那个关于“怎样生产”的学问，从师傅的脑子里、从工人的手里，慢慢变成专利、变成图纸、变成标准、变成品牌，最后长成一个独立产业的。他在“郑吉昌数智服务札记”的一篇中如此描述。

在工业化早期，制造企业奉行纵向一体化，研发、设计、会计、法律、物流都在企业内部完成。随着生产过程的日益复杂化，企业逐渐发现，把某些专业服务“外包”给专业化公司，既能降低成本，也能提高效率。与此同时，法律、会计、研发等专业化服务业态开始从大型企业的内部职能部门中独立出来，逐步成长为独立的行业。

这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分工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增长最快的经济部门之一。在美国，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掀起了“新经济”浪潮；2002年，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吸纳的就业总量正式超过了制造业。一个转折性的时刻到来了：服务雇佣的人，比制造的人还多。2005年，美国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业等生产者服务业的总量占到了经济总量的32%，接近服务业总量的一半。

全球化放大了这一趋势。跨国公司为了适应全球化布局，把物流、信息技术、供应链管理等功能从总部剥离，催生了大量面向全球市场的新业态——信息技术服务、创新设计、供应链管理开始扮演比以往更“聪明”的角色。这些生产性服务业不再是单纯的“后勤保障”，而是开始具备引导实体产业发展的战略导向功能。

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更深刻地揭示了生产性服务业演进的内在规律。根据黄奇帆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数据追踪，1950年美国GDP仅为4300亿美元，生产性服务业仅占10%；到2025年，美国GDP已达30.8万亿美元，70多年间增长了70倍，而同期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了300多倍，占GDP比重跃升至48%。欧盟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同样占到GDP的40%。这一速度差并非偶然——当一个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往往是经济增长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板块。

三、国际视野：苹果的服务帝国启示

谈生产性服务业，如果不讲苹果公司的案例，就像讲管理学不提德鲁克一样——概念虽美，但缺少了一个具有全球穿透力的现实镜像。

苹果公司过去十年走过的路，几乎是一部“服务化”的教科书。在2025财年第四季度，苹果的服务业务收入达到287.5亿美元，同比增长15%，创下历史季度新高。全年服务收入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91.58亿美元，同比增长13.5%。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仅服务业务一项的收入，就超过了许多跨国巨头的总营收。Apple Pay、App Store、iCloud和广告服务，共同构成了这台利润收割机的高速运转底座。

进入2026年，服务业务进一步加速。2026财年第一季度，服务收入创下了310亿美元的季度纪录，同比增长16%。到了第二季度，苹果服务收入达300.1亿美元，同比增长14%，其中服务业务的毛利率达到了惊人的76.7%，远超硬件产品38.7%的毛利率。这意味着什么？苹果每卖出100美元的服务，就能赚到将近77美元的利润，利润率几乎是硬件产品的两倍。

这一转变背后，是苹果公司商业逻辑的根本性重构。在iPhone市场逐步饱和、产品生命周期不断拉长的背景下，服务业务正在成为苹果新的“第二增长曲线”。服务收入的占比从2024年的约24%上升到如今的28%以上，活跃设备保有量突破25亿台。每一台新增的iPhone、每一台更新的iPad，本质上都在为苹果的服务流水线接入新的“订阅式现金牛”。

对中国企业来说，苹果的启示是什么？是制造与服务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相互赋能的共生关系。硬件是制造能力的“肌肉”，服务则是持续盈利的“大脑”。中国制造业目前还处于“卖货赚毛利”的阶段，而苹果已经完成了从“硬件公司”到“硬件+服务生态”的惊险一跃。这正是生产性服务业最需要的战略想象力。

四、理论筑基：郑吉昌的生产性服务业“双核”模型

在国际趋势的宏大叙事之外，中国的服务经济理论自1990年代起亦悄然起步。被誉为“中国服务经济研究拓荒者”的郑吉昌教授，从国际贸易领域踏入服务经济研究时，学界关注服务业的学者寥寥无几。其后三十余年间，他完成了奠基性著作《服务经济论》，构建起中国服务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以其一系列深刻而清晰的论断，为理解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中国视角的核心框架。

在郑吉昌看来，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远非传统服务业可比。他通过实证研究揭示，金融、研发、设计、法律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系数是传统服务业的3.2倍——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是现代经济的价值核心。他测算出，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能带动制造业利润率增长0.6个百分点。而这一功能，缘于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产业体系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

第一重角色：现代产业发展的“黏合剂”和产业运行的“灰泥”。这是郑吉昌在他的《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一文中正式提出的核心命题。他认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已彻底改变了服务产品的内容、性质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向：一方面推动分工的深化，让研发、设计、物流、金融、法律等环节从制造业内部独立出来，形成专业化服务产业；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分工经济的“黏合剂”——专业化环节越细分，就越需要一种机制将分散的价值活动重新“聚合”为高效的产业生态系统，而生产性服务业恰恰承担了这一“聚合”功能。郑吉昌明确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生态的‘黏合剂’”。

这一模型的经济学意义极为深刻：在深化分工与强化协同的张力之间，生产性服务业充当了“分”与“合”的动态平衡枢纽。它像灰泥一样，将一块块独立增长的产业砖块黏合成一堵坚实的经济高墙，使各产业不再是孤立的“单点”，而是有机协同、相互赋能的价值共同体。

长三角有个小镇，生产着全球三分之一的打火机。每一只打火机背后，藏着几十项生产性服务：温州的打火机设计师画图纸，义乌的物流公司运零件，杭州的软件公司管库存，上海的银行放贷款，北京的律所防侵权——没有这些，那个小镇只能生产“一堆塑料和金属”，而不是“能点火的产品”。

国家发改委有位官员说得直白：“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发展的‘粘合剂’，贯穿生产活动全链条，是产业延链增值的关键支撑。”这话听起来像文件语言，但郑吉昌教授喜欢换个说法：它是让碎片拼成图画的胶水，是让零件变成机器的螺丝。

第二重角色：激励财富创造的“制度产业”与产业运行的“制度基石”。如果说“黏合剂”体现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链接功能，那么“制度产业”则揭示了它的制度生成本质。郑吉昌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不只是一般的服务性行业，更是一项激励财富创造的“制度产业”（机制）。

这个论断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学洞察：现代产业体系的有序运行，不是仅靠企业自身意愿就能维系的——它需要一套保障交易进行、约束投机行为、降低不确定性、激励长期投资的制度基础设施。信用体系使企业无需“以脸担保”便能获得信贷支持，司法与法律服务确保商业合同的严肃执行，会计与审计制度保障资本市场的真实信息披露，检验检测与标准认证机构提供了市场交易的客观标尺，知识产权保护则让技术创新可以获得排他性的回报。

郑吉昌的“制度产业”理论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信用的缺乏会阻塞交易，金融的缺位会束缚投资，法律的灰色地带会让每一份合同沦为废纸——而这些恰恰正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功能。它不是在产业之外辅助产业的工具，而是嵌入产业运行机理之中的制度性基础设施。郑吉昌的这一制度视角，与中国服务经济逻辑构成了跨越时空的理论共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史理论》中提出了一个震撼性的论断：“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他发现，蒸汽机技术在工业革命爆发前几十年就已经技术成熟了，但这批技术创新长期未能引发经济持续增长，恰恰因为缺乏一个能够将技术发明转化为大规模工业应用的资金支持环境。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公债的发行与稳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建立（1773年）等金融革命事件，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根本性的资金基础设施——正是这些金融制度的渐次成形，才使业已存在的技术创新得以从图纸走向车间，从实验室走向社会大生产。

希克斯揭示的逻辑链条简洁而深刻：金融是制度产业的核心构成，没有制度基础设施的先行，技术本身无法自动生成产业变革。这一逻辑与郑吉昌的“制度产业”理论如出一辙：如果说希克斯的“金融革命先于工业革命”是历史的倒叙，那么郑吉昌的“制度产业”就是当代的续篇。今天的生产性服务业，正是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金融、信用、标准、法律等制度基础设施的那个“沉默的先行者”。

两个理论——希克斯的“革命等待论”与郑吉昌的“制度产业论”——构成了生产性服务业功能认知的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历史的视角——任何一场产业革命，其真正的结构性前提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支撑技术实现大规模应用的制度基础设施；另一面是结构性的视角——信用、金融、中介、检验检测等看似“支撑性的”生产性服务，不是产业运行的“配角”，而是嵌入系统运行机理之中的“骨干”。没有它们，分工再细化也不过是零散的碎片；有了它们，碎片便经由制度的催化，聚合成有机生长的经济机体。

五、中国实践：希音与柔性生产性服务生态

如果说苹果展示的是发达国家顶尖企业在服务化转型上的高度，那么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希音（SHEIN），则提供了一个更具本土共鸣、更贴近制造底层的“生产性服务业”范本。

希音的快速崛起，不仅是跨境电商的胜利，更是一场以数字服务为核心、以制造业为根基的“链式变革”。

在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版图中，希音的故事被反复提及。2025年，其平台出口额已突破千亿元大关，业务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长为全球三大时尚零售商之一。这一切的底层密码，希音董事长许仰天在2026年初的广东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揭晓：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希音的核心竞争力。许仰天明确表示，希音以数据为纽带，将碎片化需求转化为生产指令，同时将跨境物流与制造环节深度绑定，实现市场数据实时驱动工厂产能调整。这句话看似抽象，但落到产业一线，场景感就出来了。

在广州番禺，一个叫陈迪的中小工厂主曾因订单不稳定、库存压力大而濒临关厂。接入希音的数字化系统后，工厂实现了从“人找单”到“单找人”的根本性转变。在希音的系统里，首单以100至200件的极小批量上款测试市场，再根据实时销售数据快速决定是否返单——这套“小单快反”柔性供应链模式，将未销售库存率降低至个位数，账期压缩至发货后30天甚至7天。四年间，陈迪的工厂从几百平方米扩展到了9000平方米。

像陈迪这样的数字化改造案例，并非孤例。在希音已构建的“卫星工厂”网络中，2000余家中小服装厂被纳入实时产能调度，智能系统监控着600多项产能指标。当某款商品全球点击量突增时，系统能在2小时内重新分配产能，将补货周期压缩至7天。这种动态调度使滞销风险降低了43%，比传统期货模式减少了62%的库存资金占用。2025年，希音开展培训近600场，覆盖供应商达3.7万人次，数字化工具向生态内全链条免费开放，帮助工厂实现信息透明化和管理精细化。

更重要的是，希音所做的事情，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订单分配”或“平台撮合”，而是构建了一个以数据和服务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生态。这套生态，用数字化系统将前端分散的消费需求与后端的生产资源进行高效匹配，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服装业“凭经验预测、大批量生产、高库存风险”的旧逻辑。它的价值链条上，服务不再是制造业的“附属配件”，而是塑造制造业竞争格局的“主导架构”。广东省发改委将其柔性供应链模式列为“两业”协同发展的代表性创新案例时指出，希音通过创新的“小单快反”模式，推动“在线零售+按需生产”深度融合，助力合作工厂从依赖经验的传统生产模式转向以真实市场数据驱动的精准运营，从源头破解了服装行业“高库存”顽疾，实现了“以销定产、供需适配”的转型。

中国的现实实践也印证了郑吉昌的理论。在广州番禺，希音平台向其生态内的2000多家中小供应商免费开放数字化工具和智能管理系统，累计开发180多项创新工具，仅2025年就开展培训近600场，覆盖供应商达3.7万人次。这套系统中，每个接入的工厂都能实时看到自己的产能数据、质量评分、交付周期，系统依据这些数据自动派单、智能调度、动态调控账期。表面上看，这是数字化赋能；深层次看，希音做的恰恰是郑吉昌所说的“制度产业”的工作——它构建了一套覆盖全链条的信用评价与协同治理规则，让过去“无法被信任”的成千上万中小微工厂获得了一张通行全球市场的“能力信用证”。这套规则的存在，使原本零散的、信息不透明的、缺乏互信基础的生产单元，能够像同一家巨型工厂一样高效运转，使“分工”与“黏合”在同一个平台上达成了高度的统一。

六、数智时代的再进化：从“粘合”到“智合”，从“制度基石”到“制度智能”

站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门槛上回望，郑吉昌教授提出“生产性服务业既是现代产业发展的粘合剂，也是激励财富创造的制度产业”的双核理论，正显现出超越时代的洞察力。而今天，数智技术正在为这两重角色注入全新的内涵与动能。

先看第一重角色：“粘合剂”。传统上，研发设计、物流金融、检测认证等服务像一条条纽带，把制造企业、创新资源、市场需求串联起来。但这种“粘合”往往是点对点的、线性的，依赖人工沟通与合同契约，难免有迟滞与缝隙。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这种粘合正在升级为 “智合”——智能传感器、工业互联网与大模型共同构成了一张“会呼吸的粘合网”。以一家新能源汽车工厂为例：生产性服务业不再是事后介入，而是通过数字孪生平台与制造流程实时共生——供应链金融系统根据产线节奏自动调节资金拨付，质量检测服务基于机器视觉秒级反馈，物流服务根据AI预测的动态订单即时调整路线。制造环节之间的缝隙被智能服务填满，这不再是简单的“粘合”，而是一种流动的、自适应的系统化协同。郑教授所说的“粘合剂”，在数智时代变成了智能胶体，它无处不在、随需而变。

再看第二重角色：“制度产业”与“制度基石”。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能激励财富创造？因为它提供了一套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规则：信用评估、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认证、合规审计、人才培训……这些服务构成了市场经济的软基础设施，降低了不确定性，让企业家敢于投资、勇于创新。而在人工智能的催化下，这套“制度基石”正从静态的、人工执行的规则，进化为动态的、算法驱动的“智能基座”。例如，基于区块链和AI的智能合约，可以让一笔跨境技术交易在数秒内完成自动结算与合规审查，大大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又比如，AI驱动的碳足迹核算服务，不仅能精准计量，还能实时给出减碳建议，成为绿色激励的新型制度工具。未来，生产性服务业将不再仅仅是“制度”的提供者，它本身会演化为一种可编程的、自学习的制度生态——哪里出现了新的财富创造机会，智能服务就会自动适配新的规则、新的信用模型、新的激励机制。

那么，展望更远的未来，生产性服务业还会走向何方？至少四个场景值得想象：

场景一：从“企业求服务”到“服务找企业”。今天的制造企业要主动去寻找设计、金融、物流等服务；未来，基于产业大脑和AI代理，生产性服务业会主动感知企业的潜在需求——也许你的生产线刚出现一个细微的工艺偏差，云端的设计服务已经推送了三套优化方案；你的仓库库存刚触及警戒线，智能物流平台已经替你预约了补货车辆。服务不再是“购买品”，而是像水电一样即开即用的基础设施。

场景二：从“通用标准”到“超个性化制度”。过去，制度基石意味着统一规则；未来，AI能实现“一企一策”的制度服务。例如，一家初创科技公司可以通过AI信用评估系统，自动获得基于其专利价值和实时订单的定制融资方案，而非提交一堆标准化报表。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度基石”的灵活性将呈指数级提升。

场景三：从“人类决策、服务执行”到“人机共治”。在复杂场景中，AI不仅能执行服务，还能参与制度设计。比如在产业集群内部，智能服务系统可以模拟不同利益分配方案对财富创造的影响，辅助人类做出更优的规则选择。郑吉昌教授强调的“制度产业”，将拥有前所未有的模拟、试错与优化能力。

场景四：从“碎片化服务”到“一站式系统服务”。一家制造企业也不再需要分别对接设计公司、物流公司、金融公司、运维公司，而是通过一个产业级服务操作系统，获得集成式的智能服务。这个趋势在生活性服务业中也同样清晰。以养老产业为例：今天，老人的健康监测、日常餐饮、康养护理、保险理赔、紧急救护车呼叫等服务往往是分散的、割裂的，家属和老人需要面对多个供应商、多个App、多套流程。而在不远的将来，一个统一的智慧养老平台会把所有这些碎片化服务整合起来——智能手环监测到老人心率异常，平台自动联系家庭医生并同步健康数据；系统根据老人当天的身体状态推荐营养餐并下单配送；一旦需要送医，平台直接调度最近的救护车并同步保险信息。

七、中国进场：从边缘到中央

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起步较晚。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没有得到实质性发展，这不是政策的缺失，而是由当时经济发展规律和特殊环境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让服务业逐渐破冰。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下发，服务业的发展才真正被提上了国家议程。2000年前后，中国入世之后，依靠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迅速吸引了大量国际制造业投资，但彼时的生产性服务业更多扮演的是“配套服务商”的角色——以外商投资的附属服务为主，缺乏自主创新和高端能力。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十二五”规划时期。2011年，“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强调深化专业化分工，加快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这是生产性服务业首次被明确列为国家战略产业，标志着中国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制造业“大而不强”的背后，缺的不是生产线的数量，而是研发设计、品牌运营、供应链管理等“软服务”的短板。

黄奇帆将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功能概括为“自带光环”——它不仅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温床、土壤和生态环境”，更是“GDP的增长极、独角兽的增长极、服务贸易的增长极、制造品效益的增长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极”。所谓“自带光环”，揭示的是生产性服务业独立于制造业之外、自身就能成为经济体中最具带动力的结构性力量——它不再依赖制造业的“派生需求”而存在，而是直接构成了国民经济中最具高成长性的增量板块。这一认知，构成了中国从“十二五”到“十五五”逐步将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至国家战略前沿的底层逻辑。

进入“十四五”时期，生产性服务业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而到了“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对该领域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2026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对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做出系统部署。

八、为什么现在如此重要？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约80.89万亿元，占GDP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4%。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从2020年的27.57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42.18万亿元，占服务业比重52.1%，占GDP比重31.4%。而单位制造业产品总投入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发达经济体普遍在20%左右，中国不足13%——差距意味着上升空间，也意味着痛点所在。

把生产性服务业提到如此高度，背后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层逻辑：

第一，新质生产力需要“服务”来承载。新质生产力涉及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这些恰恰都是衡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生产性服务业的功能正是把科技创新成果嵌入企业生产流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再多的原始创新也难以变成真正的产业优势。

第二，制造业升级离不开服务业的“养分”。 中国制造业的大而不强，核心痛点在于“微笑曲线”的底部——生产环节创造的价值仅占产业链的三分之一，而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长期依赖外部。苏州工业园区提供了一个例证。依托深厚的制造业根基，该园区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高达72.2%，形成了“七分生产、三分生活”的独特格局，集聚了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超130家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大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已应用于C919大飞机、嫦娥探月等30余个国家级重大工程。

对于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深层症结，苹果产业链的利润分配机制给出了极具场景感的分析。一部售价10000元的手机，拆开测算，所有零部件的物理成本大约在3400元左右，剩下的近7000元价值来自哪里？来自看不见的专利、软件、操作系统和供应链管理服务。苹果每年在中国生产1.7亿部手机，总销售额约1700亿美元，税前毛利约680亿美元（约40%），苹果自身不投厂房、不建生产线，却凭借研发设计、物流配送、检验检测、金融结算、售后服务等十大生产性服务，从680亿美元毛利中拿走了约510亿美元，占比高达75%；而承担了全部制造的中国企业，仅分享了约170亿美元，仅占25%。“谁掌管了产业链的生产性服务业，谁就是产业链核心价值的拥有者”。中国需要更多像华为这样专注生产性服务的链头企业：华为的20多万员工中，无人从事一线硬件制造，其8600亿元总营收产生的800多亿净利润中，每年有1000多亿元作为研发经费投入了十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全面开发。“如果有5个、10个这样的链头企业，中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就会走向新的高度。”

第三，国际竞争的天平在向服务端倾斜。现在全球产业竞争，拼的早已不是谁造得多，而是谁设计得好、谁品牌叫得响、谁供应链更高效。中国正从“制造业出海”向“制造与服务协同出海”升级——电动车、光伏等优势产品出口势头强劲，但与之配套的技术服务、供应链金融等高端服务供给明显不足。要抢占全球价值链制高点，生产性服务业是绕不开的赛道。

如果说苹果的故事告诉我们，制造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化实现从“卖硬件”到“卖生态”的价值跃迁；那么希音的实践则证明，即便在中国这片以制造见长的土壤上，以数据和服务为核心的新生态同样可以“长”出来。前者是发达国家巨头向下扎根的范式，后者是中国本土力量向上生长的答案。两相对照，清晰地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而是所有工业化经济体走向成熟之后的必经之路。

九、怎么抓：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场景

“中国已进入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深度叠加的时期。这不是两个经济形态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化学反应式的范式革命，是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传统经济向数智经济升级的双重历史进程交汇，彻底重塑了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价值创造方式与产业竞争格局。” 郑吉昌教授反复强调他的一个著名判断。

国家层面的路径已经清晰。《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和信息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服务、商务服务六大领域17个关键环节进行系统布局。

在黄奇帆的顶层设计框架中，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实体经济为主体、以制造业为重心。他曾明确提出，2040年以前中国制造业比重不宜低于25%，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应从目前的31.4%力争提升至35%至40%，两者合计达到GDP的60%至65%。“剩下40%的部分，生活性服务业占30%，农业降至3%至4%，非制造业的第二产业（建筑业、房地产）、采掘业及公用事业合计约占5%至7%。”黄奇帆的这一展望，为“十五五”及其后的服务业布局提供了一个清晰可执行的量化目标体系。

落脚到具体抓手，有三条路径尤为关键：

一是“两业融合”——制造与服务融为一体。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产品+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通过“两业融合”，制造业将寻找更高维度的价值增长路径，服务业不再是制造业的“被动配套”，而是驱动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质变引擎”。

在湖南长沙，三一重工的18号厂房里，大屏实时汇聚着全球数十万台工程机械的定位轨迹、运行工况和故障预警数据。依托自研的“树根互联”工业互联网平台，三一重工不再局限于销售挖掘机、起重机等产品，而是延伸提供设备远程运维、预测性维保、二手设备交易等增值服务。如今，树根互联平台已接入工业设备超250万台，覆盖81个细分行业，服务辐射120个国家和地区，链接工业资产超万亿元，真正实现了从装备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型。

在深圳宝安，粤港澳大湾区工业互联网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极客智造”不仅提供6条中试验证线，还搭建了大湾区首张5G独立核心网。初创企业在这里开模成本可降至市场价约三分之一，过去只够试错一次的资金，现在或许能尝试三次。截至目前，该平台累计完成中试产品6万余件次，助力研发周期缩短50%、试制成本降低80%，支撑了20款创新产品快速落地。

二是数智赋能——用技术重塑服务边界。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正在彻底改变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模式。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开展“人工智能+软件”专项行动，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传统上依赖面对面交付的高端服务，开始打破时空边界；智能工厂、柔性定制等新业态加速落地。

在四川海拔2800米的两河口水电站，全国首个高海拔岩洞式算力舱智算中心已投入运行，峰值算力达600PFLOPS，为国内多个大模型训练和重大科研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超强算力支撑。四川作为“东数西算”国家枢纽节点，建成的139个数据中心中智算占比近80%——从在线购物智能推荐到电子支付实时清算，从AIGC内容智能生成到电影大片特效渲染，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服务，正在悄无声息地重塑各行各业的运行方式。

三是空间集聚——让服务在城市中“长”出来。生产性服务业天然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能更有效地共享基础设施、节约成本、获取人才与技术。这正是各地竞相规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内在逻辑。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关乎产业结构优化，还能盘活城市中大量过剩的写字楼资源。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高品质办公空间有着天然需求——其员工多为高技能脑力劳动者，作业场景天然适配写字楼而非工厂车间。生产性服务业不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也不是所有市场主体高度内卷、过剩的领域，可以各得其所。这应该是民营企业大展宏图的地方。民营企业不应将视野局限于制造业本身的内卷竞争，而应抓住生产性服务业这片巨大的蓝海——这里既可以吸纳数百万计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又可以有效化解城市中存量写字楼的空置压力，实现产业升级与城市空间价值修复的双赢。

在这一轮地方行动中，各地的发力方向已十分清晰：浙江力争夺今年培育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家以上；江苏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四川建设智慧物流园区和数字化仓库，开展自动驾驶货车编队行驶、无人配送等新业态试点；云南启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从广东的“跨境电商+产业带”深度融合，到湖南的“十四五”以来工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合计达67.4%，一幅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鲜活图景正在大江南北全面铺开。

十、结语：历史的回响

采访结束时，已近傍晚。

郑吉昌教授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窗外是杭州这座正在生长的城市，塔吊林立，高楼的天际线在夕阳中镀上一层金色的轮廓。

“你看，”他指着远处一片密集的楼群，“那些玻璃幕墙后面的写字楼里，藏着无数的研发中心、设计公司、软件团队、供应链平台——它们不生产具体的产品，但每一件产品背后都有它们的身影。”

他转过身，笑了：“四十年前，我刚接触服务经济的时候，这些东西几乎不存在。那时候我们说的‘服务’，不过是餐馆、招待所和修车铺。谁能想到今天？”

我们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忽然理解了这位被誉为“服务经济的思想贡献者、理论传播者与实践推动者”的著名专家、政府智囊和行业领袖，出版专著8部，参与国家服务业、服务贸易重大政策的制定咨询，近400场主旨演讲，……这些年奔走四方的意义——他不仅仅是研究了一个经济门类的演变，更是在见证并推动一场深刻的经济形态变革。从生产线的配角，到创新链的主角；从“被忽视的幕后”，到“被争夺的战略高地”——生产性服务业的这趟旅程，恰如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侧影。

专家介绍：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中国服务创新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三角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